设bob客户端下载计自由的控制论者
bob客户端下载1973年，英国控制论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在加拿大CBC广播台的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上发表了六次电台演讲，讲座的标题叫“设计自由”。自由如何能够设计？设计出来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斯塔福德提醒他的听众注意到隐含在这一标题中的矛盾。在他的理解中：
自由并不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被丢在撒哈拉沙漠中，尽管没有墙壁和栅栏，窗户也并不存在，我们也不算自由。……我们拥抱的自由必须“在掌握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对科学效率最有力的呼吁，这就是“设计”一词的寓意：通过设计来提供一种监管模式，从而为人类的喜乐和兴趣提供必要的多样性，也就是“自由”。（《设计自由》，斯塔福德·比尔 著，三辉图书、学出版社）
1970年11月，萨尔瓦多·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获胜，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1971年，斯塔福德·比尔作为外国专家，受邀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始探寻控制论和科技如何用于推动结构性的经济变革。斯塔福德在“设计自由”系列讲座的第三讲里，是这样描述这次旅行的：
两年以前，阿连德总统邀请我去为智利人民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可以担负得起我们需要的所有设备。例如，我们使用了普通的电子反应器，而不需要电子处理器。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做到了。在18个月内，我们准备好了刚才描述的所有工作，就差进行经济运作了。
在剩下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在培训工作人员——这些科学体系就是为这些人所建立的，我们训练他们如何使用当前设计上最先进的工具来进行国家经济管理。他们可以和经济部部长坐在圣地亚哥经济操作室里观测动画屏幕，并讨论聪明的电脑每天给出的提示和警报信号。工作人员的椅子上有按钮，这样他们可以操控其他屏幕——支持性数据可以达到1200种不同颜色的显示，通过16台后备投影机投放到屏幕上。他们也可以操控正在进行中的模拟实验，在一个巨大的动态的能动系统中进行的实验bob客户端下载。这些人和他们的科手，旨在成为整个经济的决策者。（《设计自由》，斯塔福德·比尔 著，三辉图书、学出版社）
40年后，技术史学者伊登·梅迪纳在《控制论者：阿连德时代的技术与》一书中追溯这段往事，将Cybersyn项目视为人类和科技愿景的一次交汇：
从1971年到1973年，这支跨国团队致力于建设这个新的科技系统，项目的英文名叫“Project Cybersyn”，西班牙文名叫“Proyecto Synco”。他们构想的系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科技边界是一种挑战。在项目过程中，这支团队解决了各种工程难题，例如实时控制、动态系统行为建模、计算机联网等。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过程中他们只有智利有限的科技资源可以利用，并且提出了与其他更发达的国家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他们建议的系统中bob客户端下载，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会建起新的通信渠道，用于随时传输生产数据；这些数据随后被送进统计软件程序，用于预测工厂的生产效能，从而使政府能够提前识别和应对异常情况；系统中还包含一个计算机实现的经济模拟器，让政策制订者能够在真正实施他们的经济措施前先在模型中测试；最后，他们还提议建设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指挥室，让政策制订者们能够聚集在其中bob客户端下载，快速掌握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并在实时数据的支持下快速做出决策。
团队中的一些成员甚至还设想，如果以合适的方式来建设，这个科技系统可以改变智利的社会关系，使各阶级与智利社会主义目标保持一致。举例来说，有人认为这个系统可以用于增加工人对工厂管理的参与。系统中的统计软件基于一个生产流程模型来评估工厂的效能，部分团队成员认为工人应该参与到建模的过程中，从而对这一科技系统的设计，乃至对国家经济管理产生影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支团队建成了系统的原型，并希望整个系统完工后能帮助政府保住权力，改善智利经济的状态。（《控制论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伊登·梅迪纳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然而这项结合了控制论和有限通信技术的经济改革，却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截至1971年，智利全国总共只有57台电脑，对比阿根廷的445台、巴西的754台和墨西哥的573台，智利的计算资源十分有限。其次，1972年9月开始，有关反对派的谣言就四处流传，而10月发生在南方省份艾森的卡车主行会，将智利的社会形势推向紧迫边缘，阿连德政府不得不宣布从中部滨海的瓦尔帕莱索省到最南端的比奥比奥省的半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一年之后，斯塔福德回顾当时的情形：
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在血腥的事件中死亡，这件事对人类的影响，今天是无法估量的。但我可以郑重指出，智利的整个人文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有关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我想提四点：首先，运用控制论的理论和实践重新设计国家机器完全有可能，它并不是疯狂的梦想；第二，拆除官僚机构的道路很漫长；第三，行动的可能性为我们的下一次会面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也就是讨论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的状态和自由的影响。……最后一点，个体自由已然丧失，至少在智利情况如此。我认为我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它肯定不是因为人类成了技术的牺牲品。对我来说事情非常清楚，我所描述的一切都在两年当中做到了，但这还不够快。当我在起草这些讲座时，我提出假想，说也许我们的国家机器行动不够快，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我记得，我当时在想，我也许需要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的警报好像有点过早、过激，有耸人听闻之嫌。但现在，你们还会指控我耸人听闻吗？（《设计自由》，斯塔福德·比尔 著，三辉图书、学出版社）
之后，军队中止了Cybersyn项目，团队的工作成果要么被抛弃，要么被破坏。对Cybersyn的拆除有时无情而彻底，在指挥室里，有一名军人用匕首扎破了平面设计师为项目制作的每一张幻灯片。另一些军官则更多地采取询问的方式，他们传唤项目组成员，以及其他并未参与项目的计算机专家，向他们提出关于Cybersyn系统的问题。据国家计算机公司（ECOM）的计算机科学家伊萨基诺·贝纳多夫说，军方没能理解比尔关于去中心化、适应性管理的理念，这些理念与部队里自上而下的控制风格截然相反。也可能军方理解了比尔的控制理念，但并不觉得这些理念有用。总之，军方对Cybersyn项目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了。
在新的军政府背景下，Cybersyn没有任何意义。它是一个设计用于帮助国家管制国有经济，在不造成失业的前提下提振生产的系统。到1975年，军方决定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提出这个方案的是“芝加哥男孩”——这些经济学家要么曾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要么毕业于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师从那里精通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教授。他们制定的经济规划要求继续缩减公共开支，冻结薪酬，将国开国有化的大部分企业私有化，推翻弗雷和阿连德执政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或者说“重塑”：将智利的农田卖给农业资本），以及解雇8万名政府员工。（《控制论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伊登·梅迪纳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短命的Cybersyn项目随着阿连德政府的倒台而告终，它曾经有可能发展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最终却在美国主导的地缘的默剧中悄然收场。然而，借助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能够探究几个关键问题：（1）政府如何构想用计算机和通信科技给社会带来结构性变革；（2）科技专家如何尝试在科技系统的设计中嵌入价值观；（3）这些尝试遇到了何种挑战；（4）对科技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如何揭示科技在历史中重要但经常隐而不显的角色，从而增进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50多年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协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地缘如何影响科技发展，也让我们反思斯塔福德·比尔提出的命题：自由到底应该如何来设计？
栖身文明秩序的现代人并未获得“进步”所允诺的安宁。取代蛮荒险境的，是密不透风、限制重重的行动网络和愈加超越个人掌控的大型危机。在本书中，斯塔福德·比尔将我们的社会组织置于系统科学的聚光灯下进行考察，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解释了最关键的控制论原则，进而揭示诸多社会机制崩坏的原因——这个由层层叠叠机构和制度所构成的、外表精密无比的运行系统，因其官僚化的错误组织方式而成为制造威胁、压迫人性、毁坏自由的庞大机器，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衡与崩溃。尤为致命的是，几近失效的状况下，自我维护的倾向却使其失去了内部修复的可能。作者呼吁，整个体制必须被再次设计，并归于人民。
尽管技术背景已迥然有别，这些文字和观点仍然尖锐地指向我们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至为珍贵地为我们展示了反思之迫切与行动的可能。
●打破互联网的“美国叙事”，以丰富的史料文献与人物访谈，描绘阿连德时代智利宏观经济与网络互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背后科技创新与变革的宏大历史。
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在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曾经有机会发展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Cybersyn。这是一场与科技的双重变革。一方面是阿连德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对智利社会的和平改造；另一方面则是由技术专家整合有限经济和科技资源，引导的技术革新。然而，这次宏观经济与网络互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像很多南美洲故事一样，最后在地缘的默剧中悄然收场，不了了之。
本书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大量人物访谈的基础上，再现了Cybersyn的曲折进程，让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并非中立的，认为科技发展本身有其必然路径，可能是一种过于单纯的科技决定论视角。透过Cybersyn这样的异类映照出科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才会留意到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